陶思明

再读“专家呼吁不可把亚洲象北迁事件娱乐化”（中国青年网，2021.6.9）等报道，对今年引发社会乃至全球高度关注、赢得广泛赞誉的十几头亚洲象群，历经数月长距离北迁活动，而后又是怎么返回“原栖息地”的，有了进一步了解和一些新的想法。

一方面，仅仅把亚洲象迁徙定位成 “大型食草动物的季节性迁徙或觅食性迁移”，在承认“迁移都属于动物适应环境的本能”的同时，又判定本次迁徙“超出了正常范围”。

海南坡鹿通过人工分群被动扩大分布范围以壮大物种生存力，大熊猫每每自我扩散形成新的分布点后人们都喜出望外，凭什么亚洲象就只能是“季节性迁徙或觅食性迁移”，而不能进行种群扩散性迁徙，在现状分布区以外向往已久的地方落脚，创建新的栖息地，据以扩大分布地域，既促使“鸡蛋”在多个篮子里而非一个篮子里，以便更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又可以壮大种群、分散压力，实现物种的可持续性。难道这不是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走出困境的阳光大道，不正好反映许多生态系统区域得以有效保护恢复，重新形成对亚洲象的高吸引力，而亚洲象到来又可以促进生态系统的更好保护恢复，不正是我们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所在和阶段性成效吗。

至于“超出了正常范围”之说，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野生动物的亚洲象避灾避险求生求变的生存本能，难道亚洲象就只能困守在物种危难之时的残留地，因生存空间有限和人的矛盾冲突不断而惶惶不可终日，又不能越雷池半步向往新的生境、新的生活。

困兽犹斗，况且我们还爱护它、保护它，亚洲象自主迁徙扩大活动和分布地域，这件本应拍手称快、乐观其成都来不及的大好事，被说的索然无味，甚至成了反常事件和重大问题，这是什么道理。照此，亚洲象现状分布区极其紧张的人象关系还怎么缓解，潜在分布区怎么证明生态环境得以较好恢复，又怎么为亚洲象保护作出应有贡献，亚洲象还能有什么好的物种预期。

另一方面，明确讲到要对北迁亚洲象“采取南向通道梯度间隔投食引诱，并采取阻拦北向通道等人工辅助措施，引导亚洲象折返南下到低纬度、低海拔的暖热地区，逐步回归到原栖息地。”为此，成立专门的指挥部和多级应急处置体系，全省不惜“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2.5万多人次，无人机973架次，布控应急车辆1.5万多台次，疏散转移群众15万多人次，投放象食近180吨”（《中国环境报》，2021.9.8）。原来这象群轰轰烈烈历经110多天、迂回行进1300多公里、途经玉溪、红河、昆明3个州（市）8个县（市、区）的非凡迁徙之旅，最终却以铩羽而归、无功而返收场，不是人顺应自然、而是自然顺应人的结果。

采取安全措施防范迁徙象群可能对人的骚扰攻击，这没有错，做过细的工作以防万一值得称道。但与此同时，我们就不能再拓展理解，想象在原栖息地生活并不幸福的亚洲象，并非专门为了伤害无辜的人才迁徙的。它甘冒“人生地不熟”风险，克服各种物理的人为的艰难险阻，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是有着更加崇高的目标、紧迫的任务。这就是出自本能自然而然的寻找更为宽绰的生态空间，合理利用临近各地潜在可利用资源，以便弥补现状分布区地域狭小、生境局促、人象短兵相接、冲突多发的缺陷，在更好解决自身生存中避免对人的伤害。

如果不是这样追求符合自然常态的更全面人象关系的理解，而只按照本次亚洲象群似乎就是为了攻击人才迁徙、兼超出了“合理”迁徙范围，而必须不计成本千方百计令其回到出发地的认知和人象关系极其紧张的实际处理，哪里还有什么生态文明理念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雄心壮志。即便所谓原栖息地是无人区，亚洲象在那里不会骚扰攻击人，我们也不希望其种群数量有多大的增长，那亚洲象还有个自然习性问题，况且现状分布区人象冲突天下皆知，更成立繁育中心欲人工促进更多象的诞生，又有什么理由不让部分象群通过迁徙扩大活动和分布范围呢！

举一反三，那些有可能骚扰攻击人而现状生境狭小的野生动物，以自然模式扩大活动和分布范围，成为防不胜防、堵不胜堵的事故性问题后，还有什么可爱护的和值得保护的，又能怎么保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华南虎的野化、熊、雪豹、狼种群的复苏等，岂不都成了没有意义的工作和灾难的到来，何谈生态系统的原真性、系统性保护，恢复退化生态系统、拯救濒危物种、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