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生态科学传播与媒体宣传浅析

现有传播体系特征

1.1 立体化传播与科技应用‌

媒体构建“官方 民间”“线上 线下”全渠道覆盖模式，结合无人机巡护、智慧湿地管理平台等技术工具，形成“空地一体”的监测与宣传网络，年发布生态保护信息超400条次，传播量突破300万次‌。

例如，鄱阳湖联合执法指挥中心通过北斗定位系统实时监控采砂船作业，同步将执法过程转化为可视化素材，提升公众对技术赋能生态保护的感知‌。

自然教育与品牌化实践

“鄱阳湖的奇趣课堂”等自然教育品牌通过观鸟活动、湿地修复实践吸引公众参与，年均覆盖1.5万人次‌。

同时，媒体将渔业文化、候鸟文化、江豚文化、稻作文化等传统生态智慧融入传播内容，塑造“候鸟天堂”“江豚乐园”等区域生态IP‌。

法规普及与争议议题回避‌

《野生动物保护法》《湿地保护法》等通过法治课堂普及，但非法捕捞、矮围整治、清网护鸟等问题的持续存在表明法律宣传未有效转化为公众行动自觉。

对水工程争议、人鸟冲突、鸟线矛盾等敏感议题的报道较少，导致公众对生态治理复杂性的认知片面化‌。

核心问题与矛盾

2.1 科学性与传播效能的失衡‌

学术成果（如江豚、白鹤种群监测数据，生态共生模式）缺乏通俗化转化，公众对“水位-植被-鱼类-鸟类”生态链动态关系的理解不足‌。

媒体报道过度聚焦候鸟数量指标，忽视时空分布、种群动态、水生植被退化、总磷超标等系统性风险，造成“鸟多=生态优”的认知偏差‌。

利益冲突与社区参与不足

堑秋湖存在模式、农田与候鸟栖息地重叠等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未被充分讨论，社区对保护政策的认同感较低。

渔民转型、生态补偿机制等社会协同案例的叙事力度不足，公众参与仍局限于观鸟等表层活动‌。

技术应用与公共阐释的脱节

卫星追踪、AI识别等技术产生的数据多用于内部管理，未转化为动态科普素材（如江豚迁移、候鸟迁徙动画、水位变化模型），公众对科技价值的感知有限。

例如，永吴公路大湖池段因缺乏生态连通设计导致白鹤栖息地缩减，但媒体仍以“最美水上公路”进行浪漫化传播，忽视生态影响‌。

优化路径建议

3.1 构建科学传播协作机制‌

建立科研机构与媒体的数据共享平台，将白鹤食源变化、总磷治理等专业报告转化为可视化科普内容（如动态水位模型、生态链图解）。

联合制作《鄱阳湖生态健康白皮书》，定期发布水位、植被、鱼类、候鸟、江豚等多维度指标，引导公众全面认知生态状态。

强化争议议题的理性引导

针对水工程、人鸟冲突等矛盾，通过专家访谈、社区圆桌会等形式呈现多方观点，结合风险隐患图预判舆情焦点‌。

例如，解析堑秋湖生态管控水位模式对湿地、鱼类和候鸟栖息地的实际影响，平衡经济诉求与生态保护目标‌。

深化社区协同与在地化叙事‌

开发渔民传统生态知识传播模板，将护豚鸟志愿队、退捕渔民转型案例纳入媒体报道，增强基层实践的影响力。

通过VR湿地漫游、互动数字地图等技术工具，让公众直观体验生态修复过程（如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站运行原理）。

创新技术传播与体验设计

推广“执法直播”“无人机救援实录”等沉浸式内容，实时展示智能巡护、鱼类搁浅救援等场景，提升技术传播感染力。

建立生态数据开放平台，允许公众查询水位、鱼类、江豚、候鸟分布等实时信息，推动科学认知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探索‌。

鄱阳湖生态传播需突破“数据展示”的单一模式，通过科学叙事重构（生态链解读）、技术传播升维（动态可视化）及社区协同深化（在地经验整合），实现保护行动与公众认知的双向互促。这既是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的文化支撑，也是鄱阳湖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创新的试验场‌。

（文/生态零距离）